荷马书中奥德赛对人民说： 　　“多头统治不是福。只要一个统治者，只要一个君主……”。如果他只说：“多头统治不是福”，而不对这句话作任何补充，那就说得尽善尽美了。按照常理，本来应该说，如果一个人获得专制君主尊号以后，他的权力就具有专横和残酷的性质，多头统治就不可能是好的，但是他不这样说，反过来却补充说：“只要一个统治者，只要一个君主……”。不过应该原谅奥德赛。可能，当时为了压服军队中的叛乱，他不得不采取这种说法。我认为他是针对时势的要求，而不是揆情酌理才这样说的。但是平心而论，最大的不幸是让一个你决不能知道他是否善良的统治者任意摆布，因为只要他乐意，他总可以任意干坏事。至于多头统治，则不过意味着受多数统治者的支配，更加几倍的不幸罢了。
　　现在我不想来分析“是否有别的政体比君主制更好”这个经常讨论的问题。假使我要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在没有弄清君主制在其他国家形态中应占何种地位以前，我首先就要知道，一般说来它应不应该在其中占有地位。在什么都归一人所有的制度下，实际上很难允许有任何属于社会的东西。不过我把这个问题留待下一次去解决；它本需要特别加以考虑，而且大概会招来一大堆政治上的争论。
　　现在我只想弄清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乡村、这么多的城市、这么多的民族常常容忍暴君骑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不给这个暴君权力，他原不会有任何权力，只有在他们同意忍受的条件下，他才能危害他们；一旦他们认为忍受这种暴虐统治不如起来反抗，那暴君就不可能给他们（造成）任何祸害了。
　　我们的天性使我们大部分的人有互相友爱的义务。热爱美德，尊重高尚的英勇行为，无论对谁都感恩图报，甚至放弃自己一部分方便条件来维护我们所爱戴、也值得我们爱戴的人的光荣和利益：这都是合理的。因此，（如果）某国居民发现有一个杰出人物真正在保护他们时表现了巨大的远见能力，在捍卫他们时表现了伟大的勇敢精神，和在治理他们时表现了极大的关怀，同时，如果他们根据这一点养成了服从他的习惯，并且对他信任到竟然让他享有某些特权，那么我就会怀疑这种做法是否明智，这意味着把他从他曾经为善的地位上撤下来，而派他到可以作恶的那个地方去，也不会担心至今仍在行善的那个人会作恶。
　　但是，仁慈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怎么称呼它呢？这是一种什么灾祸呢？这是一种什么缺点，或者正确些说，这是一种什么不幸的缺点呢？你看，无数的民众不但被迫服从，而且自动效劳，不但受暴政控制，而且受它的压迫和奴役，以致弄到没有财产、亲人、妻室儿女、甚至生命本身，总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认为属于他们自己，而他们所容忍的掠夺、淫逸和残酷的行为却并不是来自军队，也不是来自即使流血牺牲也应加以反对的野蛮人，而是来自一个人。同时不是来自某个黑尔库力士或参孙，而是来自一个最渺小的人，多半是来自全体人民中间最胆怯的和最软弱无力的人，这种人并不习惯于真正上阵交锋，倒是习惯于比武场耍弄花招，他不但不能治理别人，就连他自己也是由最卑贱的、百依百顺的妇人来侍奉的。
　　我们怎么来称呼这种现象呢？是否可以认为这是胆怯呢？是否可以认为侍奉这个人的那些人是下贱货和胆小鬼呢？假使两三四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这虽属奇怪，无论如何还有可能。所以如果认为这里的问题在于缺乏勇气，那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倘或一百人，一千人都忍受独夫的暴虐统治，我们岂不要说，与其认为他们不敢攻击他，不如认为他们不愿攻击他么？我们岂不要说，这不是胆怯，而宁是鄙视和轻视么？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不是一百人，也不是一千人，而是一百个省，一千座城市，几百万民众都不去攻击一个人（这个人对待民众的最好态度也不过是把他们变成自己的仆役和奴隶），那么，又怎样称呼这种现象呢？这是胆怯吗？所有的缺点本来都一定有一种不可逾越的界限。两个人可以怕一个人，甚至十个人也可以怕一个人，但是如果一千人、几百万人、一千座城市都敌不过一个人，那就不是胆怯了，胆怯不可能达到这步田地。反过来，勇敢也不可能发挥到使得一个人攻克堡垒，袭击军队，或者征服国家。试把五万名武装起来的人摆在一边，而把同样多的人摆在另一边，让他们排列成战斗队形，让他们冲上前去，开始厮杀：一边的人是自由的和为本身的自由而斗争，另一边的人则为夺取对方的自由而斗争。可以预言胜利会属于谁呢？你们想，他们中间谁会更加勇敢地投入战斗呢？是希望努力维护本身自由的人呢，还是那些除了想奴役别人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使自己招致和遭受反击的人呢？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总是想到自己过去生活得多么幸福，并且期望将来也过同样的生活。他们念念不忘的主要不是他们在打一个短期战争时所必须经历的考验，而是他们自己和子孙万代势必要经常忍受的那种局面。另一些人则除了渴望发财致富的微弱的刺激力以外，不会有任何鼓舞他们奋起斗争的力量，而这种刺激力一旦遇到危险就会破灭，它不可能产生强烈的热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伤口流出最小一滴鲜血就能够使这种刺激力消失。当我们听到所谓自由会使保卫自由的人勇敢起来时，那诚然是令人惊讶不置的事情。但是谁会相信在一个人压迫一万座城市和使它们失去自由的许多国家里人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呢？如果他只是道听途说，却未亲眼见过，同时如果这种事情仅仅发生在遐方异域，而他又只是根据传闻才知道它，然则谁会相信它呢？谁不会认为这多半是主观臆测和任意虚构，而非实有其事呢？况且同这个独夫暴君是无需乎打仗的，用不着战而胜之，只要国人都不愿受奴役，自然不战而胜。不必剥夺他什么，只要不给他什么就行了。国人无须为自己作任何努力，只要自己不反对自己就行了。
　　其实，人民是自愿受人控制的。只要他们不再供人驱使，奴役就会寿终正寝。如果他们恢复自由要付出代价，我是不会强迫他们这样做的。虽然人最珍贵的莫过于恢复自然权利，或者说，莫过于从兽境入人域。但我并不要求他们有这种勇敢。虽然我承认我不知道人们怎么宁愿过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而丝毫不去希望过平静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只要愿意就能得到自由，如果只要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难道世界上会有哪国人民竟然认为光凭愿望就可以得到的自由价格太高了么？难道人民为了恢复本来准备用鲜血才能换来的幸福竟会吝惜使用一下意志么？可见，所有这些灾难，这种破产和毁灭的局面并不是许多敌人造成的，而是一个惟一的敌人造成的。是你们自己使他变成现在这样的强大，为了他，你们会毫无畏惧地奔赴战场，为了造成他的伟大，你们不惜牺牲生命。其实你们的这些统治者只有两只眼睛，不过一双手，一个身体，而且没有一件不是你们无数的城市里最普通的人所有的，他惟一的优势还是你们给了他的，那就是毁灭你们的特权。只要决心不再供他驱使——那你们就自由了。我并不要你们攻击他、同他搏斗，只要不去支持他，你们就会看到，他将会象下面抽掉了基础的庞然大物一样由于自身重力而坍塌下来，被摔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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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有三类暴君：一类根据人民的选择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另一类凭借武力获得政权，第三类则由于继承。凡是从征服而得国的暴君在这个国家里的作为都是象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凡是生而为王的暴君通常并不胜于前者，因为他们是在暴虐统治的环境中出生和培养的，他们从母亲的奶汁中就把暴君的素质吸吮到自己身上去了，他们把处在他们指挥下的人民看成是继承下来的奴隶；所以他们处理国家就象处理遗产一样是随其性之所近而定的，就是说要看他们是贪婪还是挥霍。至于人民自己寄以荷国之重的暴君，照理仿佛应该还比较不错吧，如果他一旦看到自己置身众人之上，而且（由于我不明白的原因）被誉为懿圣伟哲以后，绝不采取可以失掉这种地位的决定，我也会认为他还差强人意。这样的暴君通常都要把人民授予他的权力传给他的儿子，而且——怪事——只要这些根据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的暴君采取这样的决定，他们在一切淫逸行为甚至残酷行为方面就会超过所有其他暴君许多倍。他们找不出别的办法可以巩固自己的暴虐统治，只有加强奴役，严禁臣民有任何自由的表现，这样即使他们对自由还完全记忆犹新，也可以使他们同自由完全绝缘。所以老实说，我虽然也认为这三类暴君有某种差别，但他们本质上都是一丘之貉，并无高下可分；他们取得权力的途径尽管互相殊异，其统治之方式则始终如一。由选举而进行统治的暴君对待臣民的的态度就仿佛是对待他们要着手驯服的牡牛一样。征服者对待臣民象对待虏获物，世袭的暴君对待臣民则象对待天生的奴隶。
　　但是试想，如果今天生下一些新人，他们不习于受人奴役，也没有被自由惯坏，他们既不知有奴役，也不知有自由，甚至连这两个名词也不知道，如果要这些人在两者之间作一选择，或者作奴隶，或者过自由生活，他们会选择哪一个呢？毫无疑问，他们会宁愿只服从理性，而不服从一个人的专横。但是只有在他们不象以色列人那样没有任何强迫和没有任何必要而为自己建立暴君的场合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当我读到这个人民的历史时是不无懊丧之情的，这种心情竟使我变得非常残忍，甚至对他们因此而给自己招来的那无数不幸感到高兴。
　　为了使人（就他们仍然是人来说）让别人奴役，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应当强迫他们这样做，或者应当欺骗他们。他们被人奴役可能是迫于外邦人的武器，或者可能是由于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当人们由于被骗而失去自由的时候，这罪过常常不在别人，而在他们自己。西西里主要城市塞拉古（据说现在称为萨拉戈萨）的居民就是如此，他们被战争的重担压迫得困苦不堪，于是轻率地只想到如何摆脱目前威胁他们的危险，就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狄奥尼修，不料因此就使他得到了这样一种权力，以致胜利归来以后，他的所作所为竟好象他不是打败了敌人，而是打败了国内的同胞似的，接着他自动地从军事长官晋位国王，又从国王变成了暴君。但是自从人民受奴役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突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自由，所以要唤醒他们把自由收回来是困难的。他们甘愿供人驱使，也决心供人驱使，好象他们不是丧失自由，而是赢得奴役。的确，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是为强力所征服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也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这时人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他们的前辈只有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满足于继续在他们出生的那个环境下过生活，除了已经得到的权利和幸福以外，也不想多所欲求。然而没有哪一个遗产继承人会如此挥霍和懒惰，竟然从来不愿意看一看自己的遗产证书，以便弄清楚他是不是享有了全部遗留给他的权力，人们是不是从他自己身上或者从他的前辈身上夺去了什么东西。但是习惯，这个一般说来在各方面都紧紧控制着我们的习惯，看来它的力量首先就表现在使我们适应于供人驱使、顺利地吞下奴役制的毒药，而不注意苦的味道。不能否认，自然对我们具有不小的控制力量，它可以任意引导我们，使我们的性格有好有坏，但是毕竟应当承认，它对我们的控制比习惯小：因为人的天性不论多么好，如果得不到发展，就会丧失掉而且不管人有何种天赋，教育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我们改变成这个样子或那个样子。自然赋予我们的善行的种子是很小的，也是很脆弱的，它不能有一点点坏营养，否则就得不到发展，反而会退化、萎缩，以至死亡。据说斯巴达的立法者李库尔格为了告诉拉栖代孟人教育使人成为什么，人就会成为什么，曾经喂了同一母狗生的两只小狗。他用同一种奶汁饲养它们，不过一只是在厨房里长大和养肥的，另一只则习惯于在猎人的角笛声和号筒声中奔驰于田野间。后来他把这两只小狗带到空旷的地方，并且在它们之间放下一盆稀粥和一只兔子。一只狗立即奔向稀粥，另一只则追逐兔子。李库尔格说：“你看，它们是一个爷娘养的兄弟。”李库尔格就从这个原理出发，利用法律和习俗教育了拉栖代孟人，使他们每个人都宁愿千剐万割，也不承认除理性和法律而外有其他的统治者。
　　可见，自愿的奴役的第一原因是习惯。人们断言，他们永远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他们的父辈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他们认为，应当忍受恶，并且举出各种先例使自己相信这种说法。他们用古已有之这个理由替暴虐地统治他们的那个政权辩护，然而实际上，风习无论怎样古已有之，也没有权利以灾祸加于人，它只会使暴行变得更凶猛罢了。
　　但总是有一定数目的人具有更多的自然禀赋。他们感觉到桎梏的束缚，希望扔掉它。它们任何时候也不能习惯于受奴役。这些人象无论在海上或者在陆地都要思念故乡炉灶上的炊烟的乌里斯一样，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自己的自然权利，不能不回忆起祖先们原有的自由。他们具有清晰的认识和明达的智慧，所以不象无知群氓那样只满足于看到脚跟前的东西，而是希望知道前前后后更远一些的事物。他们回忆过去只是为了判断未来和衡量现在。虽然他们生就一付好头颅，但是他们仍然用教育和科学来提高自己的智慧。所以，即使自由断丧无遗，并且被逐出世界，这些人也依然会想象它，在思想中感觉它，也依然还会享受它。因为奴役总是不合乎他们的性格的，无论怎样粉饰它。一个土耳其苏丹猜到了这个道理：他懂得，书籍和科学最能够使人们互相认识，鼓励他们敌视暴政，据说在他统治的地区里只有一些御用学者。但是，尽管时光流逝而仍然忠于自由的人们，无论他们的人数怎样众多，无论他们多么热爱自由和热心信仰自由，通常都发生不了任何影响，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而这又是因为他们处在暴君的权力之下，根本没有做事、说话、甚至思想的自由，他们在有所企图时始终是完全孤立的。因此，嘲笑之神莫姆斯不是毫无道理地责备火神，说他在创造那个人的时候没有在胸前开一个小窗，以便通过小窗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思想。
　　应该说，人们自愿受人奴役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生下来就是奴隶，同时是在奴役状态下受教育的。这个原因产生出另一个结果，就是：处在暴君权力下的人很容易变得胆小怕事和软弱无力。
　　因此不容怀疑，英勇气概是同自由一起丧失的。受奴役的人民在斗争中找不到任何愉快，他们也不追求这种愉快，因为他们象受了束缚、麻木不仁的人一样奔向危险，好象被人牵着走，绝对感觉不到内心沸腾着对自由的渴望。然而自由却会使人藐视危险，使人产生一种欲望，希望同志们称誉和推尊自己英勇牺牲的精神。自由的人都竭尽全力来谋求公共的福利，他们都愿意在胜利时有福同享，在失败时有祸同当。反之，受奴役的人不但没有这种英勇的热情，甚至没有任何毅力完成其他一切工作，他们是软弱的、怯懦的和毫无出息的。暴君们都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他们看到人们身上的这种变化时，就千方百计地更进一步促使人们更多地失去人的面貌。
　　已往的暴君们为了巩固其暴虐统治什么可鄙的措施没有采取过啊！他们使尽了一切诡计，而且总是有一些单纯的人民很欣赏这些骗局。任何一种圈套，人民都会立即陷进去；暴君们从来不费什么气力就可以欺骗人民，所以他们越是嘲弄人民，他们就越容易奴役他们。暴君们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宗教作掩护，而且一有可能就吹嘘自己具有神的特性，以便维持自己的暴行。我认为，那些蓄意滥用宗教来掩饰其罪行的人尤其要受到应得的惩罚。
　　现在我要转到我认为构成暴政的秘密和基础的问题上来。依我看，凡是认为暴君们用斧钺、卫兵和布置岗哨来保卫自己的人都是十分错误的；的确，他们是利用这些东西的，但他们毋宁是把它们看成稻草人，而且大都是为了维持秩序，并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卫士守卫着宫殿的入口，可以不让可能损害暴君的那些手无寸铁的贫民进去，却不能阻止有精良武器想杀谁就杀谁的人。比方，罗马皇帝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的卫士与其说保护他们不受危险，毋宁说是杀害他们的人，不是骑兵卫队或步兵卫队，也不是武器保卫着暴君，而是——不管初看起来这多么难以相信，但是无可争论——暴君总是由四五个人支持的，这四五个人替他奴役着整个国家，暴君总是有五六个向他进谗言的走狗，这些人或者善于亲近暴君，或者是能够为暴君所宠信，从而变成他的残酷行为的参加者、他的娱乐的帮手、他的享乐的筹办者以及他的掠夺行径的同谋犯。
　　这六个人如此成功地控制着自己的首领，致使这首领不仅由于他自己的毒辣行为，还由于那六人的毒辣行为而成为了社会的蟊贼。这六个人下面又有六百人得到他们的恩典。这六百人根据六个人的作风行事，正如这六个人根据暴君的作风行事一样。这六百人反过来又控制着另外的六千人，用分配职务来提升他们，委托一些人治理各省，委托另一些人领导财政，使他们为前者的贪婪残酷的行为服务和在必要时实现这个任务，同时使他们做出罪恶的事情，这些事情只有在前者的支持下才能继续干下去，只有在前者的庇护下才会逍遥法外。在这六千人之后依次还有一批人，同时谁希望着手解开这个线团，他就会相信，不仅六千人，而且十万人、百万人都通过这条金索同暴君联系着，并且象荷马笔下的丘必特那样利用这条金索，丘必特曾经夸口说，如果他拉一拉金索，就可以把所有的神都拉到自己这边来。这一点可以说明尤利乌斯·凯撒统治时期元老院的扩大，为了这个目的，曾设置了新的官职和新的衙署，其实设置这些官职和衙署不是为了改革司法，而是为了充当暴政的新支柱。结果就出现这样的局面：占住这些职位的人从第一等人物或第二等人物那里得到这些恩典，他们通过这些利益同暴君们联系着，所以归根到底，认为暴政有利的人就和认为自由可贵的人一样多了。就这样，暴君利用一些臣民来奴役另一些臣民，而保护他的那些人（如果他们有什么价值的话）本来是他应该加以提防的。事情往往是这样：这些人也受暴君的欺压。但是这些可鄙的、无论上帝或人们都不与之往来的东西，却准备忍受不幸，只要他们能够迫害那些和他们一样忍受不幸而且不能不忍受的人，那时他们也就不反对对他们作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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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君没有爱过，而且自然也不会爱任何人。友谊是神圣的名词，是一种神圣的感情。只有正派人中间才能建立友谊，也只有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友谊才会发展。它不是靠恩惠，而是通过正直的生活才能维持下去。要对一个朋友深信不疑首先就必须相信他有完美的品德，所以先决的条件就是他天性善良、为人忠实和始终不渝。残酷用事、背信弃义、不公道开始之日即为友谊中止之时。坏人的结合，不是同志关系，而是阴谋，因为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互存戒心，不是朋友，而是同犯。但是在暴君那里纵然没有这种障碍，也很难发现他有牢固的爱情，因为他居于一切人之上，他没有同志，因此也就没有友谊，他鄙视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基础是平等；友谊绝不容许等级制度，它永远要求平等。这就说明为什么连匪盗分赃时（人们传说如此）也有某种平等关系。因为他们是平等的，他们是同犯。即使他们不是彼此相爱，而是互存戒心，无论如何他们不愿让意见分歧削弱自己的联合。暴君则不然，他的倖臣们决不会对他深信不疑。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暴君是无所不为的，他不受任何法律、任何义务的约束，他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意志就是法律，既然没有同他平等的人，所以他是一切人的统治者。即使眼前有这样多明显的事例，而且知道危险始终存在，但是居然没有人愿意拿别人的经验当作教训，这不是深可惋惜的么？在这样多接近暴君的人中间，居然找不到一个人象寓言中的狐狸回答装病的狮子那样聪明而且勇敢地对暴君说：“我本来想进你的洞穴里来拜访你，但是我看见许多进去的野兽的脚印，却不见有一个出来的”，这不是深可惋惜的么？暴君的周围的这些卑鄙家伙羡慕他的财富，垂涎于那种豪华的生活。他们被这种生活所吸引，渐渐地走近前去，结果不知不觉地落进了火坑，立即化作了灰烬。不过这些倖臣就算幸而免遭他们所服侍的人的毒手，他们也绝对逃不脱他的继承者的掌心。如果继承者是好人，他们就必须说明自己过去的行为，并且到头来终于会相信正义审判是存在的。如果他也象先王一样是个坏人，那么无可怀疑，他会为自己找到另外的倖臣，这些倖臣通常都不会仅仅满足于取代自己的前辈的职位，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还希望获得前辈的财产和生命本身。
　　因此，有没有哪一个人竟然会冒巨大的危险，即使对幸福结局抱极小的信心，却还是愿意占住这个险恶的职位，以便在危如累卵的环境下替如此赫然可怕的统治者服务呢？公正的上帝啊！如果一天到晚只想到如何讨得暴君的喜欢，同时害怕他甚于害怕世上所有的人，无时无刻不要小心谨慎，仔细观察，倾耳谛听，推测从哪里会有打击发生，揭发阴谋，从朋友的眉目间揣想谁在背叛他，逢人面带三分笑，每事常存戒备心，没有一个明显的敌人，也没有一个忠实的朋友，面现笑容，而心如刀剑，没有欢乐，也不敢悲伤，这该是怎样一种惩罚，怎样一种折磨啊！
　　不过一想到这些走狗受到种种折磨和以卑污的生活换取某种幸福以后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是令人高兴的。人民并不把自己所受的灾难归因于暴君，而是争先恐后地谴责教唆暴君的那些人。人民，包括农民即种地的人在内的一切人，都知道他们的名字，揭露他们的缺点，一齐用无数种侮辱、秽亵咒骂的话攻击他们。一切祷告、一切祝愿都是反对他们的，人们把自己的不幸，把一切疾病和饥饿都归罪于他们。人民表面对他们表示某种尊敬，内心深处其实是恨死了他们的，而且害怕他们甚于害怕凶猛的野兽。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荣誉，这就是民众对于他们为暴君服务而给予他们的尊敬。即使人人都生啖其肉，不论多大一块，也不足以平其心头之恨。即使这些倖臣已经死了，民众也会不知厌倦地罄竹书载这些剥削人民的人的罪行，使之遗臭万年，即使在他们死后也要因为阴险的一生而惩罚他们，让子孙后代世世唾骂。
　　让我们也行事善良罢，让我们向天祷告罢，不论是为了我们的良心，不论是为了对美德本身的热爱，不论是（凭良心说）为了全能的上帝的荣誉和对它的爱，因为上帝是我们行为的忠实见证者和我们罪孽的公正审判者。就我来说，我深信（而且我想，在这方面我不会错，因为在无限仁慈和无限慈悲的上帝看来，再没有比暴政更可恶的东西了），上帝会在来世单独给暴君和他们的走狗准备下某种特殊的惩罚。
摘自《法国研究》1987年第1期
　　（本文根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2年俄译本转译。全文24000字，现摘要发表。
为了节省篇幅，不仅删掉的地方没有使用删节号，而且合并了一些段落。）
　　＊　波埃西（1530～1563）：法国杰出的人道主义者，早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
　　＊＊　王荫庭：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